台湾也有思想再教育营——二二八劳动营

二二八事变是不是在中国国民党政权派正规军来屠杀台湾人之后就结束了?是不是在清乡之后就一切恢复平静了?事实不然。

台湾也有思想再教育营——二二八劳动营

一九四七年的六月十七日,当时的闽台监察使杨亮功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刚改组不久的台湾省政府,可以说明上述两个问题,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台湾省取消戒严,并禁止清乡,业经贵省政府布告有案,关于二二八事变人犯,亦经警备司令部移送法院讯办,一切已复常轨。」

「惟最近迭据各方报告,省方各县市地方,尚有军事机关,藉口二二八事变,逮捕人犯,或在戒严期间,逮捕之人犯迄未送法院各情事,显与中央处理台事之原则,及贵省政府令牴触。」

「拟请贵省政府转令全省警备司令部,通饬各地军事机关,恪遵法令,迅将已逮捕人犯,全部移送法院讯办,嗣后并不得藉口事变,对于人民有逮捕拘案及擅自执行之行为,藉杜流弊。」

除了在事变后的数年间,还陆陆续续有一些个案被以其他罪名拘办之外,流弊发生最多的是在办理「自新」期间,公报私仇、诬陷及受了「五户连保」连累的情形层出不穷,可惜这方面的人数并无资料留存,相关研究也很少见。

杨亮功发函的前一天,台湾省警备司令彭孟缉正好主持『台湾省劳动训导营』所谓的结训仪式,这个简称为「劳动营」的场所正是用来管训在二二八事变中情节轻微的涉入者。有关这方面可供查考的资料也极为有限。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除了提出三十二条要求之外,在后来增列的十条中有一条提到劳动营:「劳动营及其他不必要之机构废止或合併,应由处理委员会政务局检讨决定之。」是否显示劳动营在二二八期间就已经设置?

不过,《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所印行的〈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简略提到劳动营,时间则是在清乡之后:「二二八事件的劳改营,官方名称是劳动训导营,在清乡之后登场,也是二二八事件迫害的余脉。劳动训导营位于圆山,今大直海军总部。台湾省警备总部于一九四六年就已开训,后因二二八事件感训人数过多,于是在东部警备区司令部开「劳动训导班」为分营,收东部的涉案者。劳改刑期不一,从六个月到一年多不等。有些人除了劳改,还遭到刑求。」

台湾也有思想再教育营——二二八劳动营

根据不完整的资料推算,被送进「劳动营」的台湾人应该不下于三、四千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彭孟缉在台湾省参议会第四次大会报告中曾经指出,「因二二八事变送进『劳动营』的共有五一六人,分两期,光复节前都保释了。」其实,彭孟缉在这项数字上的说谎成分仍然非常高。

他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六日所主持的「劳动营」结训仪式,是第三期;从清乡计划实施以后的中期,警备司令部就开始将部份二二八事变的涉入嫌疑者送进『劳动营』,到十月间为止,至少办了六到八期的管训,因此,彭孟缉在期数方面明显说了谎。

「劳动营」每期大约管训五、六百人,后来因为人数太多,六月下旬还特别在花莲成立「东部劳动训导营」,容纳宜兰、花莲、台东等地逮捕的二二八事变涉入嫌疑者,至少也办了三期,每期大约有百来人。

除了彭孟缉提到二二八事变受管训人数之外,当时的南部绥靖台南分区指挥部在公布逮捕人犯数字时也曾提到过。根据该分区指挥部统计至五月底的数字指出,全部人犯中,已枪决者二名、判处有期徒刑者一〇九名、无期徒刑三名、缓刑二十三名,而自新者一二五名(内含处徒刑者五名、缓刑一名、送训者二十一名)、保释者一百名,送训者百名。

光是台南一地在五月底以前送管训就有一百二十多人,推算到十月为止总计应该也在五百之谱,所以,全岛估算为三、四千人,可以说是相当保守的。

遭到送管训的人,除了涉入二二八事变情节轻微者,如只是跟着在外围起鬨、围观,或参加市民大会等等之外,遭特务或警察公报私仇的不少,更多的是,办理自新者被查出「自新不诚」,为他们作保的五位连保人都会被送管训。

还有一种流弊的情形也不少,那就是公务人员向民间索取二二八事变的补助或赔偿,「稍不遂意者,即利用职权,陷入非法」(杨亮功信函所言),其中多被送进「劳动营」管训。

「劳动营」每期的管训期间为两週,实施的是军事管理,除了体力劳动,主要是安排了一连串的洗脑课程,表现良好者期满即结训「出营」,表现被评定不佳者则会被加训一期。

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后,台湾警备司令部开始扩大「劳动营」组织,增加「感化人格、救济失业」项目,游手好闲者、无业流氓也都抓进「劳动营」管训,而不再是纯粹管训二二八事变涉案者了。然后,又将「劳动训导营」改为「职业训练总队」,而成为后来「职训队」的前身。